审计报告显威:花旗集团抛售银建国际

按照制度经济学原理，能够带来明确预期的制度，就是好的制度。

6月28日，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作2004年审计报告，全国上下关注，港股投资者也屏息静听。第二天，在香港上市的银建国际，股价大幅下挫39%。其中，第二大股东花旗集团抛盘最力，不少欧资基金陆续跟随。 

境外机构投资者显然已经认为审计报告足以给他们明确的预期，由审计结论可能带来的不良资产处置方式的变化，将减少银建国际的主要收入。

其中的逻辑链条关系一目了然：国家审计署披露，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存在评估拍卖环节管理不严———违规剥离和收购不良资产、违规低价处置不良资产、一些资产管理公司财务管理混乱、违规挪用资产处置回收资金、对抵债资产管理不严等———涉及金额高达715.49亿元人民币。

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信达持有19%的银建国际股权，是银建国际的第一大股东。而银建国际的主要收益来自于去年从信达公司收购的一个建行569亿元的不良资产包，和今年6月购得的建行1289亿元可疑类贷款。信达最初的发起人正是建设银行。银建国际———信达公司———建设银行，同气连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而花旗之所以与银建国际牵手，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去年9月中旬信达以8.54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把建行569亿元不良贷款转售给银建国际。花旗对银建国际利润增长点的判断十分单纯，那就是：银建国际能否利用背景，以尽可能低的价格竞得尽可能多的不良资产处置权。因为，其中有大利存焉。

如今，审计报告捅破了窗户纸，意味着不良资产的处置规则有可能发生改变，花旗最理性的反应，就是沽售手中的银建国际股票。

从审计署披露违规操作到国际基金界作出判断，主要依据明确的审计制度，以及由此对市场走势的判断。没有对政策费尽心思的猜测，没有那么多的所谓政策任务，更没有对监管官员态度的揣摩，一切以市场为归依。冷酷的经济人理性，正是花旗等国际投行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对投资者而言，公开透明的审计报告制度有助于他们对涉及的上市公司作出明确判断，是一个好制度。类似的好制度还有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上市公司年审制度、独立董事制度等。所有这些制度的设计，都简单、明了、易行、具有开放性，服从于“让预期明确化”这一主要任务。而坏的制度设计则与此相反，复杂、难以操作，外延与内涵都不明确，使市场预期一片模糊。

从审计报告到银建国际的股市表现，这一生动的事实，再次让A股市场投资者领教了什么是好的制度。而坏的制度，俯拾皆是，无须多说。